大家说我长得不错——关于这一点，我显然已通过市区一家服装超市的试衣镜得到证明；我嗓子动听——这也是别人告诉我的。
文娱委员，一个五音不全，但据说每年得更换七部MP3的女生，建议我在这次学校举行的“优秀毕业生欢送大会”中好好利用一下自身优势，充当主持。见鬼，她可不知道，我唯一痛恨自已的理由，就是这些所谓的“优势”不能在每逢碰到这晚会，那演出时，像可口可乐罐子那样随手丢掉。
“你干嘛老拉长着脸，像去奔丧似的。”我的搭档——一个水果批发商的女儿，毫不客气地数落我。对此，我已习惯，只扭头回了她一句：
“你的表情也并不像碰上了什么喜事啊。”
于是我们上场了，并几乎同时挤出了笑脸——这方面我并不缺少经验。而且前几天我刚刚仿照一个最近正迅速走红的香港歌星的发型理了发——我正想试试它的反响。
我的脸就在一刻钟以前，被一个学生会干事擦上了她们女生们赖以为生的胭脂。(我拒绝过，但我凭过去的经验知道它会使我变得漂亮，因此，我表面上仍不停地唠叨她多此一举，心里却不免充满期待)。
我看到在外语学院教西班牙语的老汉斯正像一头棕熊蹲在第一排一个不起眼的座位上。他来这儿干嘛？要知道他根本不懂中文，而这场晚会也没听说要配备同声翻译，那么他是来……还有这整场的观众，这么多学生，他们又来这儿干嘛？“欢送优秀毕业生”吗？可这儿也不是车站或轮船码头啊。嗨，这真是……我来这儿干嘛？
我收腹挺胸，嗓子圆润而饱满，容光焕发，信心十足——我不否认这里面有化妆品的部分功劳。当然，我演讲内容的枯燥和缺少新意，是另外一回事了，说到底谁都未曾在这方面有过什么期待，不是吗？
我说完了一番从运动会开幕式到高级干部追悼会都适用的开场白后，就与搭档退回幕后。在转身的一刹那，我情不自禁地做了个鬼脸——很可惜，谁也没有看到。
一些即将上台的“优秀毕业生”正围着一张桌子说着俗不可耐的笑话。我很清楚这种人——他们在幕后就这个样。至于“优秀”，我可不知道它的依据和参照分别是什么。
其中一个我有点脸熟。这是一个到哪儿都自称“学长”的家伙——听说大一时就这样。他冲我习惯性地点头致意。我随意向他提供了一个微笑：这是一个无论什么场合都不至于出错的微笑——我用它已经很多年。
我喝了点水，跟我的搭档探讨了一个形容词的合理用法之后，再度登台。这回我显得有点精神萎靡。人总是这样的——当自已意识到自己说了太多废话的时候，总会没劲的。
“我们展开青春的翅膀，向蓝天诉说我们年轻的梦想……”我的搭档热情洋溢地表演着。她坚持要用自己写的台词主持晚会。深怕宣传部干事的文笔会流于形式主义的套话、空话。但据我所知，她今天晚上的台词就是原封不动地套用了半个月前她主持的一个茶话会的——多亏方才那句台词提醒了我。
又轮到我了。我向来认为，我无法通过朗诵自己写的台词而改变晚会无聊的事实。因此，当有学生干部向我发出需要我主持节目的信号时，我都要求他们给我准备现乘的台词：我今晚的这几句，听说就出自我们文学院学生会的一个炙手可热的女官僚的手笔。
“我们诉说青春的梦想，向蓝天展开我们年轻的翅膀……”怎么回事？有什么不对劲？见鬼，我怎么会答应让一个女人替我写台词，其结果是肯定会与另一个女人的文章不谋而合的。
我用余光看到我的搭档“咯噔”了一下，好像吃饭时突然嗑到了一粒石子，神情发生了颇为微妙的变化——想必我也如此吧。
在后台，她像一个女公交车司机那样地咆哮起来。一个劲地埋怨我为什么不试着去做更为个性化的表达。我提醒她刚才那段演讲词的版权，是否存在归属上的问题。于是她就像一个正在撒酒疯的人，被当头泼了一桶冷水，那劲头便很快缓和下来。
我的兴致被重新提起了。为什么？我发现台下有一双我既着迷又畏惧的眼睛。没错，是方婷。她坐在那儿，第三排，靠近右边的安全出口。带着她惯有的迷人而略含嘲讽意味，又多少有点心不在焉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她这一类的女生才有，可不是吗？
我下意识地挺了挺胸。这个当地著名大房地产商的千金，总使我想成为一个更加出色的男人。
之所以说她的父亲是“著名”，是因为有那么一段日子，当地的各大媒体竞相报导他的事迹——问他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憩园小区”一幢居民楼顶楼天花板的坍塌，以至酿成一死一伤的惨剧。他的回答是——我赔钱！
我把眼光投到她脸上，期望得到一点有利于巩固信心的反馈。但是没有，她把脸不屑一顾地侧向了一边。不过这也没太出乎我的意料——这是商学院的学生碰到文学院的学生时，最寻常的反应。我马上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了。
在后台，我又照了照镜子。
“嗨，方婷。”散场后，我叫住了她。我一边尽可能优雅地迈着步子，一边用手拼命擦着脸上的脂粉。说实话，我还真有点舍不得擦掉它，我完全相信它使我变得比自己想像中漂亮了。我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能使自己的行为在“男性行为模式”中找到依据罢了。
“给。”方婷魔术般地递过来一块手巾，示意我用它擦拭。
“哦，谢谢。唉，真不明白为什么上台非抹这些鬼东西不可，”我擦得更起劲了，“你知道，这相当烦人，而且……”她没听完我的话，就自顾自地走远了，我不得不慌慌张张地追上去。
“干嘛走这么快，我是说，你的手巾我用完了。”
“把它扔了吧，我还有。”
还有？这我毫不怀疑。哪怕是钻石项链，她也很可能“还有”。但扔了我又觉得怪可惜。这种心理大概是我的阶级属性决定的吧。于是我顺手将它塞进了裤袋里。
“知不知道你晚上很傻？”她转过身对我说，并把一只手叉在腰上。
“我？”我双眼圆睁，像一个遭到电击的人。
“有必要把西装扭扣全扣起来吗？你是怕冷还是怎么的。还有，你这根领带我一看就知道是便宜货。”
不错，我这根领带是一个月前陪朋友逛街时，花十五块钱在马路边的一个地摊上买的。但当时老板却说——再没有比这样的领带更适合我的了。
我受不了方婷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虽然她很少用过别的口气，或许她就只有这么一种口气。但我还是顺从地，脸陪微笑地把西装扭扣解开了——我知道，我当时的笑容一定使整个脸部表情接近于毕加索的某幅肖像画。
我又问她我是否该把领带解下来。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神情好像一头正在考虑死鹿是否值得一吃的非洲狮，只用手把几缕披到胸前的长发往肩后一甩，便又往前走去了——对于死鹿，非洲狮是不感兴趣的。
我很为难，四下张望了片刻，并没发现有其他什么人，或者说并没发现有其他注意我们的人。然后我又跟了上去。一边把领带扯下来，折叠后，小心地放进口袋。我没话找话，又与她瞎聊起来。
“要不去喝点什么？时间还早。”
“去哪儿？”她懒懒地说道，“对了，去西区吧。我好久没去西区了。”突然变得很兴奋，我当然没意见。
“要不，去北区吧？”快到西区的时候（我都已闻到西区第一家烧烤店里飘出的羊肉味了）——方婷又给了我一个惊喜。我当然没意见——别说北区了，北极都成。
说不清走了多少路。记得在路边的小卖部我买了一包纸巾给方婷擦汗，结果在离北区还有五千米开外的地方全部用光。
我常来北区，这一带我很熟。我到过这里的“移动”营业厅，维修我的手机；我在这儿的修车铺补过胎，换过链条；在“两元超市”内买过一个钥匙扣，一把普通塑料梳子和牙刷；还跟这儿的一位旧书摊老板起过冲突，原因是我既然把《读者》的封面撕破了，就必须把它买走。而所有这些方婷是不会知道的。
“这家怎么样？”我在一家店面还算干净的小酒吧前驻足，征询她的意见。我信心不足——这已经是第五家了，如果这回仍被驳回，我不敢肯定北区是否还存在一个她看得上眼的能喝点饮料的地方。
“看看吧。”她不冷不热地答道。径自走到门口，不过并不进去，等服务生把门拉开了，她才大模大样地踩着“猫步”光临寒舍。
老板的热乎劲令我自叹不如，而笑容的虚假则证明这家店刚开张不久。
方婷把右手一摊，老板心领神会，把菜谱放在她手上。一个形容凄苦的服务生给我们倒了两杯茶。
我正喝着，见方婷把菜谱往桌上一扔，向我连连招手，示意要走。这一连串的动作表示——“太差劲了，没有一样东西合我的胃口”。
老板苦笑着闪到一边，我苦笑着向他点点头——表示我的处境未必比他乐观。方婷昂首从他身边掠过。
“怎么，没好吃的吗？”一出门口，我便小心翼翼地询问。
“看见菜名我就想吐。”
“那么……”
“还是去西区吧。我听说那儿新开了家咖啡馆。”
咖啡馆？这意味着我的消费水平即将迈入一个可喜的新台阶。我觉得有点冷了——当然不是天气的原因。
“太好了，”我说，“我也正想喝一杯呢。”
我们又照原路返回。路上，一个旧书摊的老板仿佛认识我似地冲我笑了笑，我忙把头转过来。
“在哪儿？”我问。说实话在西区与北区之间走了几个来回，而最终到西区了，她又说找不到那家咖啡馆的具体地址的时候，我真有点按捺不住了。
“急什么？你受不了可以先回去，谁也没勉强你。”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
“好了好了，找到了。别再这个意思，那个意思了。”
我这才发现我们来到了一家完全夜总会气派的咖啡馆面前。两个穿旗袍的迎宾小姐在门口面对面站着（她们在聊天），谁都不能肯定地说这不是勤工俭学的女大学生。
色彩炫目，闪烁不停，给人带来晕船般感觉的霓虹灯赫然打出了咖啡店的金字招牌——“康桥经典”。正当我猜测里面是否真有几个外藉教师在那儿重温旧梦时，方婷又在一旁催促了。于是我便跟着她的步伐进去了。